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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方唱罢我登场” ——浅析《儒林外史》之叙事衔接及其效果

 

2021-07-07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章回体小说中极为出色的一部士人题材小说,其所涉叙事时空跨越之广,在同时期的章回体小说中实属罕见,独特的叙事结构历来为学者所探讨。本文回归《儒林外史》文本,将《儒林外史》之叙事形式看作运转的镜头,将其叙事转换模式划分为三类——以地点衔接叙事、以人物关系衔接叙事、以事件衔接叙事——由此解析《儒林外史》之叙事衔接及其效果。

关键词:儒林外史,叙事衔接,小说结构

《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创作的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假托描写明代故事,实则是展现清代中叶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小说内容在空间上,北至山东,南及广东,辐射陕西、四川、贵州;在时间上,正文从明宪宗成化末年写到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如此巨大的时空跨越,放眼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难有与之相匹之作。

正因小说体量庞大,吴敬梓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叙事结构,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述的“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这样的叙事结构在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如胡适就曾多次谈到《儒林外史》的结构不好,认为“《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实小说。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吴组缃则提出“连环短篇”的观点,认为《儒林外史》之结构“综合了长篇和短篇的特点,创造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这种形式运用起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表现书中这样的内容”。

本文基于既往叙事结构的研究,将《儒林外史》之叙事形式看作运转的镜头,以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的卧闲草堂本为研究材料,归纳探讨故事主人公的“接棒”问题,即叙事衔接所依靠的枢纽问题。

一、以地点衔接叙事

《儒林外史》中因赶考、谋生、调任、逃难等活动,主体人物往往在空间上频频游走,秉持着匆匆过客的节奏,情节基本没有在一个城市逗留三回而不做转移。据笔者归纳,《儒林外史》中主体人物之间依靠地点衔接叙事的共分为两类:在路途中交接;在南京城交接。

1. 路途中——儒士的流浪人生

这类衔接包含的情况有第8回王惠出逃至乌镇遇蘧公孙,第20回匡超人在前往扬州的船上遇牛布衣,以及第40回萧云仙押运粮道文书遇沈琼枝。

王惠在小说中并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他早在故事的第2回便已经登场,充当周进、荀玫故事的次要人物,在第7回结尾替荀玫办完事回京,直至第8回才成为叙事主体。王惠荣升南昌太守,结识前任太守并其子蘧景玉,在任期间大发横财、压迫百姓,到最后百姓都荐他是“江西第一个能员”,以便早点赶走他,讽刺意味十足。就是这么一个“能员”,在被宁王破城时连夜逃走、被生擒时“情愿降顺”,全然没有“武死战,文死谏”的抗争意识。也正因道义观念的淡薄,当宁王被杀败之后,王惠的第一选择依然是逃跑,没有对朝廷的愧疚也没有承担的气节,“一走,直走到了乌镇地方”。他在乌镇遇到了蘧太守的孙子蘧公孙,避而不谈自己降顺宁王之事,不仅猎取了蘧公孙的二百两银子,还留下了会惹出是非的枕箱,“自此更名改姓,削发披缁去了”,而故事也因此转到蘧公孙身上。王惠的流浪是自我选择的流浪,他的经历明确展现了八股所造之“能员”会成为什么样的角色,“说明贪官佞臣出现的甬道正是那科举制度,那条‘荣身之路’不但无法‘养德’,反而像‘配种站’一样制造着‘王惠现象’,人们一目了然地知道了甲榜正科出身的人包括着怎样的‘利益动物’。”

若说王惠的流浪是败坏儒士的逃亡史,那么萧云仙的际遇则是英才的辛酸史。

萧云仙在第39回一出场解救老和尚时便是一副少年英雄的形象,巧的是,劝他投军报效国家的郭铁山正是王惠之子,遇见萧云仙时他正带着父亲的遗骨让其能够魂归故里。萧云仙投军松潘卫,智勇双全的他成功收复青枫城,兴修水利、开垦田地、设立学堂,聘请沈先生教授书理,努力将青枫城建设成“塞外江南”,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然而怀揣理想、真真切切为百姓做事的萧云仙却因公获罪:“任意浮开”“严比归款”,被迫进入自己的“流浪人生”。他回到成都以家产填补自己所欠的款项,为父亲送终,被推选应天府江淮卫的守备,得以来到南京,结识一众名士,为自己撰述一番;也正是在因公办事押运粮道文书的途中,萧云仙遇见了沈先生送女沈琼枝出嫁盐商,由此将故事交接到沈琼枝身上。萧云仙的流浪揭示了儒士的无奈,以及官员选任制度的巨大漏洞——必须依赖权力系统才能弘道,于是尽心尽力的获罪,无所作为的却平步青云——根源在于权力系统不容忍发展性的事功,停滞问题的实质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纯粹而悲凉的流浪,便是牛布衣。

同王惠一样,牛布衣早在第7回中便以幕宾的身份出现在范进的故事里,在第10至13回的内容中也作为娄三公子娄四公子的好友出现,但仅是次要人物,直到第20回匡超人辗转回京途中,故事才正式地放到牛布衣身上。牛布衣出场时年事已高,他也参加过科举,只可惜命运不济,终身仅为一介布衣;他转而走向了另一条功名富贵之路,写诗唱词,与所谓的名士和官府老爷们交往,以期有朝一日发迹。然而牛布衣并非景兰江之流,而是秉持着踏实的态度认真作诗,不虚张声势,不自吹自擂,匡超人路遇他时见他是个“衣冠人物”,他却自谦“贱姓牛,草字布衣”;面对匡超人吹嘘自己被供为“先儒”,牛布衣仅是指出他的错处,见他羞恼,便不再辩,足见他是个通透清醒之士;到了芜湖不幸染病,牛布衣临死前要求老和尚在他的棺木上只写“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没有一丝欺世盗名的心思。

牛布衣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阶层中数量极大的一个底层群体,一生在外漂泊,寻访同好,最终不幸死在异乡,他的流浪既有个人对理想的追求,亦饱含时代造就的无奈——念了一辈子书,最终除了两本诗稿、远在家乡的老妻,竟是什么也没留下。

2. 南京城——风华背后的腐朽

纵观《儒林外史》全本56回,不难发现其中有二十多个章回情节发生在南京或与南京相关,分量之重几乎占到全书的一半,众多的文人聚集于南京,展开了丰富的交际活动,推动情节发展,展现人物个性。其中,依托南京这一地点衔接情节的共有三处:第28回鲍廷玺到南京状元境带信给季恬逸;第48回王玉辉到南京寻名士将情节过渡至万中书;第53回的南京来宾楼。

鲍廷玺本是南京人,养父鲍文卿逝世后被设计娶了恶妻,后又被鲍老太与归姑爷赶出家门,幸得本家大哥倪廷珠救助;前往苏州投奔大哥时,又闻兄长暴病而死,盘缠将近,只得去扬州寻姑侄季苇萧。而这却是鲍廷玺内在质变的开始——作为季苇萧的姑丈人, 他对其在尤家招亲一事, 非但毫无谴责, 反而迎合凑趣, 说是“来吃喜酒”,全然没有当初在察院巡场查号的正直。季苇萧送他几两银子回南京,又托他带信给老乡季恬逸,并交代“他是个没用的人”、“姑老爷到南京,千万寻到状元境,劝我那朋友季恬逸回去,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得死人的,万不可旧住”。等到鲍廷玺将信送到季恬逸手里,故事也自然地转到了他身上,他的情况完全应了季苇萧的担忧,“每日里拿着八个钱,买四个吊桶底作两顿吃,晚里在刻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觉”。可季恬逸到底没饿死在南京,靠着与所谓名士攀亲,骗得想选时文的乡间富人诸葛天申供他吃住,厚着脸皮地待了下去。季恬逸甚至算不上季苇萧那派有些才情的假名士,仅仅是自称认识名士的人,却也有名有利可图,可见当世追名逐利之风气滋生了多少好吃懒做、投机取巧之徒。

鲍廷玺和季恬逸的故事揭开了南京风华背后的腐朽一角,其后南京故事更多展现了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等真名士的雅正风采,直至泰伯祠大典的落幕,南京名士风流散尽,再次以南京衔接叙事时已是第48回王玉辉的游历。

王玉辉是到第48回才出现的乡村儒生,他恪守儒家的纲常伦理,当女儿丧夫后选择殉节他也表示赞同,女儿死后甚至仰天大笑直呼“死得好”,在女儿入祠那天方才“转觉心伤”,由此前往南京游历散心。王玉辉身上彰显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异化,一个父亲在“礼”面前不是疼惜子女的“父”而是压迫子女的“父权”,在“礼尽”过后显露的“情”变得可叹又可怜。这样守礼善道的王玉辉来到了作为“崇礼”之象征的南京,但是一个名士都寻不着,与同乡人邓质夫共游泰伯祠时,已是大门紧关,只剩下一个看门人,当日迟衡山贴的祭祀仪注单和执事单虽依然挂在墙上,却跟其他陈设一样蒙满了灰尘。王玉辉留下余友达写的书信给邓质夫,邓质夫前去拜访武书,武书受高翰林之邀赴宴,故事方才转到了假冒中书的万青云身上。万青云只是个秀才,却敢冒认中书的名号在南京骗吃骗喝,与季苇萧凭借自我吹嘘得以在南京生存有异曲同工之妙;事情败露之后,他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要说是个秀才,只好喝风屙烟。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这样一个坑蒙拐骗之人,最终非但没有得到惩罚,反而依靠拉关系、走暗道,真混来个“中书”的名号,官场之黑暗令人咂舌——真名士散去后的南京风貌,由此可见一斑。

万青云的故事展现了乡绅财主的丑恶嘴脸,而在凤四老爹的故事结束回归南京后,下人一句秦中书“近来同一位太平府的陈四老爷镇日在来宾楼张家闹”,将最后的故事舞台下沉到了南京来宾楼,进一步凸显南京风气的衰变。来宾楼是南京十二楼之一的妓馆,“那些妓女们相与的孤老多了,却也要几个名士来往,觉得破破俗”。其中的雏儿聘娘最喜欢结交官员,听说国公府内徐九公子的表兄陈木南要来,想通过他攀上徐九公子,便想方设法接近陈木南,一口一个老爷地叫着,直接问他“你几时才做官”,听到陈木南承诺再过一年就有知府的前程,要拿钱赎她去做官太太时,就做了当官太太的美梦;怎奈徐九公子走后,陈木南失去了靠山,又欠了一屁股债,再到来宾楼来时,丫头们泡的茶是凉的,虔婆对他也是不理不睬,全都一副势利嘴脸。陈木南退场后,“呆名士”丁言志听信了他说聘娘爱才,便到来宾楼同聘娘谈诗,最终被冷嘲热讽一番。一代人的“儒林”故事终结在一个低俗破落的烟花之地,最后一位登场的“名士”连妓女都可肆意嘲弄,吴敬梓赋予南京城的所有理想愿景,终是归于虚幻,被残酷的现实踏在了泥中。

二、以人物关系衔接叙事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概念,认为“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正是依托每个人不同的社会网络,层层交织,建构起庞大的人情社会,才使得《儒林外史》能以不同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断推进叙事。据笔者归纳,《儒林外史》中主体人物之间依靠关系衔接叙事的共有三类:协助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

1. 协助关系

这一衔接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第3回中周进中举后升了广东学道,判卷时提携范进,使范进得以中举,不再过遭人冷眼的清贫日子,故事也交到范进身上继续发展。

周进和范进是《儒林外史》第一对“交棒”的人物,他们名字相仿,经历相似,宛若一对双生子,相互映照,互为补充。他们名字中的“进”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求取功名、考取进士的盛行之风。周进中举前,六十多岁了仍是个童生,“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备受众人的嘲弄与奚落。当他升了学道看见范进“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一问竟已五十四岁,不禁将自己的经历投射在范进身上,将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认为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让范进中了举。范进中举后的癫狂,恰恰对应着周进未中之前一头撞在号板上的痛苦,多年来考取功名的执念积压在他们心里,使得他们做出常人眼里的疯狂举动,可笑又可悲。

周进和范进的交接体现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士人共同的困厄与苦痛,耗费了半生做举业,造人白眼且穷困潦倒,最终靠的竟是同病相怜的考官提携,而非自身的真才实学,人的能动性在僵化的制度面前一败涂地。八股文既没有教给读书人如何生存,也教不会他们如何治理国家,甚至教不了他们诗文的美与乐趣,正应了楔子里王冕所指,“一代文人有厄”。

另一对协助关系则是第15回里的马纯上与匡超人。马纯上是个八股文选家,到杭州选书时遇见拆字为生的匡超人在看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交谈后得知匡超人是个贫穷但勤学的书生,便指导他的文章,送他盘费回乡,嘱咐他“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故事由此交接到匡超人身上。

这并不是马纯上第一次以“科举鼓吹者”的面貌出现。早在与蘧公孙相识时,他便声称“‘举业’二字,是人人都必要做的”,把前代的大家都附会到“做举业”上来,哄得蘧公孙一个本对科举无心之人也“如梦方醒”。作为八股文选家,马纯上既是依附科举而生的人,又是信奉科举神话的人,他将匡超人读书夸大成“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可事实上,他只是个补廪的生员。

然而,马纯上虽迂腐至此,爱才惜才的心却是诚的,不仅尽心指点匡超人写的文章,“从头至尾,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与他”,还赠了银子、衣裳、鞋子并几部文章,送了匡超人一程又一程,直送到江船上。匡超人确实谨记马纯上的教诲勤勉进学,但未能坚持本心,踏入纷繁的儒林之后,从一个勤奋孝顺的少年人异化成不知礼义廉耻、附庸风雅之徒,成为选家以后甚至在牛布衣面前攻击马纯上“礼法有余,才气不足”,着实令人不齿。

马纯上和匡超人的交接反映了儒林内外的两面,作为“外围”的马纯上还在影响更多的“匡超人”投入其中,待在“内围”的匡超人已成为一个丧失灵魂的禽兽,就如同他名字所言之“超人”。

2.亲属关系

这类衔接包含的情况有第8回的蘧公孙与表叔娄三娄四,第26回的鲍文卿与养子鲍廷玺,第43回的汤由汤实与父亲汤镇台。

蘧公孙获得王惠收藏的《高青邱集诗话》后,缮写成帙,添了自己的名字刊刻起来,刷印了几百部,成为浙江的少年名士;而他的表叔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则在此时来访,故事由此转到了他们身上。这二位公子是娄中堂的儿子,只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转而追求做名士、结交名士,模仿文人骚客之调,在酒酣耳热之际高谈阔论,以示自己有高超的见解。然而,他们所陶醉的只是“高论”本身的形式,对内容并未认真考虑,拙劣地模仿礼贤好士之风,不惜出重金和屈尊“三顾茅庐”,招揽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之流于门下,最终“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

蘧公孙与娄三娄四皆是当时出身名门的公子,自身的阶级已能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对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便没有那么强烈的观念意识;但他们同样需要世俗的拥趸,于是在自身并无真才学的情形下,靠“仗义疏财”、“求贤若渴”换取的虚名对他们而言是最便捷的方式。这样的“求贤”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闹剧,亦昭示着身处儒林“外围”之人内心的空虚与矛盾——他们既要追求名声,又不屑于正统的路径,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怎奈何在鱼龙混杂、风气不正的世风中,只能被投机之人当作“冤大头”。

鲍文卿和鲍廷玺的交接是以鲍文卿的离世为界。鲍廷玺本是鲍文卿修琴认识的老儒生倪霜峰的小儿子,因倪老爹难以维持家计,将儿子过继到鲍文卿门下;鲍文卿“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不肯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甚至“比亲生的还疼些”。因着鲍文卿的悉心照拂和言传身教,鲍廷玺长成了聪明伶俐、正直果断的“气质”少年,哪怕其后经历了生父之丧、养母嫌弃、妻子离世,在鲍文卿这个“父亲”的庇佑之下,他始终没有被击垮,也不曾委曲求全、改变本真。然而在26回鲍文卿病逝之后,鲍廷玺被迫直面人心的黑暗与偏见,笨拙而讨巧地做出谄媚的姿态求得生存,到小说最后登场时沦落为“打诨说笑”、劝诱汤由汤实狎娈嫖娼的“帮闲”鲍老爹,着实令人唏嘘。

鲍文卿退场之前,鲍廷玺仅是他的影子,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或许会是另一个富有人情味又不为世俗沾染的“君子”;可鲍文卿的死让鲍廷玺走向了他的对岸,展现了另一个“有可能的鲍文卿”,亦是当世更多身份低微之人的写照——一个身在儒林之外的普通人,同样无法避免地被卷入那黑暗现实、磨灭自己的良知与性情。

汤由汤实与汤镇台的交接则展现了另一对截然相反的父子形象。汤由汤实两兄弟“妓院说科场”,只顾寻欢作乐,放了榜没中还要痛骂“主考不通”,是两个借着父亲的名声横行霸道的纨绔子弟;汤镇台则是个有勇有谋的英雄人物,平定苗乱,生擒贼头,却被批率意轻进,降级调用。俗话说“虎父无犬子”,汤由汤实却是个反例,原因在于汤镇台在外多年,不曾亲身教导儿子,身边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哪个会来指出二位公子的不是?父与子之间的鲜明对比,揭示了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对教育的影响及对人的蒙蔽。

3.朋友关系

这类衔接包含的情况有第29回的季恬逸与杜慎卿,第37回的武书与郭孝子,第48回的余特余持与王玉辉。

季恬逸与萧金铉因着选书之事依附着诸葛天申混吃混喝,欠了一笔债之际遇上了诸葛天申的友人杜慎卿来到南京,由此将故事交接到杜慎卿身上。季恬逸和杜慎卿并不是直接认识的好友,他们既可通过诸葛天申串联起关系,又可通过鲍廷玺串联起关系,这复杂而真实的人情关系在季苇萧也从扬州到南京相聚时被萧金铉一语道出:“眼前一笑皆知己,不是区区陌路人。”儒士常年处在流浪的状态之中,他们的人际网络便是移动的、交织的,对“名士”的推崇促成了他们之间频繁的聚会,也就建立了更多浅层的联系,在陌生与知己之间谋得了一种平衡和归属。

第37回的武书和郭孝子是旧友关系。小说中并未详细叙说二人之前的联系,但相逢后武书听闻郭孝子将前往四川寻父,便立刻表示可以找虞博士写一封信帮忙路上照应,杜少卿、虞博士听闻郭孝子的事迹,也被他的决心所打动,可见儒士之间同样存在着出手相助的侠气。同时,郭孝子是在泰伯祠刚刚落下帷幕之时登场,名士们对他的支持标志着小说中的儒家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仪式延伸到祠庙之外,成为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第48回的余特余持和王玉辉则是一见如故的好友。余特余持崇礼尊礼,洁身自好,不满家乡五河县的势利风气,幸得余特到了徽州做训导,终于离开了那片礼崩乐坏之地;王玉辉是个清贫的乡间儒生,以纂礼书、字书、乡约书三部书为人生理想。三人性情相投,自是结为好友,由此将故事转到了王玉辉身上。然而余特余持与王玉辉虽同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余特余持展现的是礼教对人心的匡正,王玉辉展现的却是封建礼教“吃人”而不自知的背面。面对烈妇的殉节,王玉辉仰天大笑出门去,余特余持“大惊,不胜惨然”,为烈女入祠尽心尽力,极尽仪礼,祭了一天,“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礼”当真可以磨灭掉人们最朴素的“情”吗?王玉辉的态度转变传达了作者的反思,由一个疼惜子女的礼教推崇者来昭示礼教对人的异化,更显明了《儒林外史》之悲剧底色。

三、以事件衔接叙事

《儒林外史》的没有贯穿情节的单一中心事件,也找不出哪一部分是故事的顶点,它“驱使人物行列而来”,伴随着人物产生的一个个事件反过来也为了主人公之间的“接棒”而服务。中心情节的淡化、行云流水的事件发展给人以自然逼真的生活本色感,既深刻表现了作者的总体意图,又真实地描绘了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这比作者单独的叙述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据笔者归纳,《儒林外史》中主体人物之间依靠事件衔接叙事的共有三类:与情相关;与科举相关;与礼乐相关。

1.与情相关

这类衔接包含的情况有第14回马纯上赎箱事件,第24回鲍文卿为向鼎求情,第39回萧云仙救人。

蘧公孙因喜侍女双红对诗句殷勤,便将王惠之前给他的枕箱送给了双红,还无意中透露自己遇见王惠的经历;双红与娄家的家仆宦成私奔,蘧公孙大怒,告了官抓人,那官差却听到双红说这是王惠的箱子,劝诱宦成以此为由敲诈蘧公孙,既得了人,又得了钱;官差担心蘧公孙先来告自己拖延案情,便决定改去勒索蘧公孙的好友马纯上;马纯上看完官差伪造的出首叛逆的呈子,又恰逢蘧公孙因事出门,面对咄咄逼人的官差,急得拿出自己选书的束脩,凑出仅有的九十二两银子,替蘧公孙赎回枕箱。因这一事,故事情节转到了马纯上身上继续发展。

马纯上是一介腐儒,可他对朋友着实有情有义,甚至带着一点傻气。蘧公孙先前妄想在马纯上选的《历科墨卷持运》上添上自己的名字,公然侵占马纯上的名利,马纯上却只是正色婉拒,未心生嫌隙,对来勒索的官差也说:“你同他是个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睁睁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来,这就不成个朋友了。”反观蘧公孙,在得知马纯上为自己倾尽所有摆平是非之后,连这救命之钱都没有归还,只封了二两银子为马纯上送行,还“要了两部新选的墨卷回去”。

马纯上仗义赎箱一方面突出了马、蘧二人的品格,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功名富贵观念对传统友道的挤压。马纯上作为信奉传统儒家教育的儒士,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准则真诚待人,却总换来蘧公孙、匡超人之流的恩将仇报;出身名门的蘧公孙靠着投机取巧,当个“名士”、做个“选家”,竟也名利双收,讽刺意味十足。

同是有情有义之人,鲍文卿的交友情况却比马纯上要好得多。

第24回故事发展到牛布衣的遗孀牛奶奶来安东寻丈夫,指认牛浦郎冒名顶替牛布衣,告到官府里,时任知县的向鼎断不了案,退了堂派两个衙役把牛奶奶送去绍兴告状;这件事闹得上司知道了,“说向知县相与做诗文的人,放着人命大事都不问,要把向知县访闻参处,按察司具揭到院”,办案的崔按察司正念着揭帖稿,门下的戏子鲍文卿却跪下求情,称虽不认得向鼎,“但自从七八岁学戏,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眼见向鼎一个大名士那么多年才做得一个知县,他不忍其就这样被革职。因这一求情,故事情节从牛浦郎的坑骗之旅转到了鲍文卿身上。

鲍文卿虽出身贱籍但知礼知耻,他的求情为他结下了向鼎这个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其后一生多有向鼎关照赏识,在他死后,向鼎还亲自为他题了铭旌,哪里在意身份的贵贱之别。鲍文卿与莫愁湖大会那些戏子们身份相同却不依附权贵而生,与牛浦郎同是社会底层人物却不似后者那般恬不知耻、坑蒙拐骗,他正直无私、轻财重义,是《儒林外史》中“人性”的代表。

第39回故事进行到郭孝子寻得父亲之后托人带信给在海月禅林的老和尚,老和尚思量着去峨眉山走走,顺便去成都会会郭孝子,不想在路上被先前招惹的恶和尚赵大抓住,身陷险境;酒店的妇人建议他去明月岭向一个打弹子的少年求救,少年用弹弓将赵大打瞎,又驮着腿软的老和尚一口气逃了四十里地,待老和尚问他姓名,他却称“我也不过要除这一害,并非有意救你,你得了命,你速去罢,问我的姓名怎的”;告别了老和尚,故事也转到少年身上,他在路边的店内坐下,遇上目睹了一切的郭孝子,交谈之下道出这名少年正是萧昊轩之子萧云仙。

萧云仙搭救一事在人物刻画上反映出他的少年豪情与骁勇身手,在情节发展中又为郭孝子的故事画上一个句号,让老和尚、郭孝子这两个人物自然地退场,将小说情节的主场地转到西南板块上,聚焦“儒林”之外的边疆世界。

2. 与科举相关

这类衔接包含的情况有第10回蘧公孙入赘鲁家,第44回汤镇台为子请师。

蘧公孙的婚事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即“入赘”,不是如同其他婚姻一般由男子将女子迎娶至家中,而是男子“嫁”入女方家庭,成为女方家庭的一员。入赘情节在古典通俗小说中占据了极为显著的分量,仅在《儒林外史》中刻画的赘婿形象就有四位:蘧公孙、匡超人、牛浦郎、季苇萧,恰好说明“入赘”现象在士人群体中不足为奇。

蘧公孙的岳父鲁编修本是娄三娄四的朋友,他看中了世家子弟蘧公孙的少年美才,议定婚事之后以“只得一个女儿,舍不得嫁出门”为由,将蘧公孙招为赘婿。蘧公孙的入赘让故事情节从娄三娄四的“求贤”转到自己身上,与鲁家的婚姻闹剧同时折射出科举观念对家庭的渗透。婚后,视科举为平生第一要务的鲁编修和鲁小姐发现蘧公孙竟是个对举业一窍不通的不求上进之人,完全无法接续自家科名,心里都很郁闷,而蘧公孙夹在这家里亦只能“自知惭愧”,含混度日。这是赘婿体裁小说中典型的翁婿矛盾情节——作为家长,岳父是妻室家庭中最有权势,最有地位的人,这和赘婿在家庭中的最无权势、最无地位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反差;翁婿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性情对立,更是赘婿受到妻家强权凌逼的一种现实化的反映。

然而鲁编修与蘧公孙的矛盾伤害的却不是本处于入赘婚弱势地位的蘧公孙,而是在内代表了家庭强权、在外代表了科举顶峰的岳丈鲁编修。因女婿无法满足自己的科举理想,鲁编修只能另辟蹊径,要娶妾再生一个儿子来“接进士的书香”,被夫人劝阻之后竟“跌了一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其后英年身故,想来与这一跤脱不了干系。一个科举上的强者,最终死于对科举的执念,代表着不切实际的科举迷梦的又一次幻灭。

汤镇台与鲁编修同为已有功名的父辈,二人的后代却有很大区别。鲁小姐尚知“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父辈的功名终究不如自己挣的功名好,汤由汤实作为有资格入科场的男子倒只知寻欢作乐,依靠着父亲的名声、家产坐吃山空。这自然与两家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鲁编修无子,便将独女鲁小姐培养成了“八股才女”,“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灿然,蝇头细批”;汤镇台离家多年,两个儿子交给侄子汤六老爷管教,不成想近墨者黑,汤由汤实被油嘴滑舌的汤六老爷带得游手好闲,文章做不好,品行也歪了。

于是到了第44回汤镇台返回家乡仪征,决心“请个先生来教训他们才好”,派汤由跟随萧柏泉去扬州请余特坐馆;写拜名帖时汤由却自说“半师半友,只好写个‘同学晚弟’”,被余特看出他求教非诚,便委婉地拒绝了,由此将情节发展转移到了余特身上。汤由错误的拜名帖折射出科举制度下敬称的含混与乱象,一面体现了汤由汤实二人的礼仪观念之淡薄,一面又树立了余特重礼崇礼、知礼守礼的传统儒生形象,为后续的情节埋下伏笔。

3. 与礼乐相关

这类衔接集中应用在全书一大高潮泰伯祠祭典的情节里,包含的情况有第34回杜少卿迟衡山为修泰伯祠一事拜访庄绍光,第36回因寻泰伯祠主祭众人找到虞博士。

当儒家理想已被当做题目教养里的“词藻”时,迟衡山仍坚守着儒士制礼作乐的本分,在第33回中第一次提出要修建泰伯祠,“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不曾有个专祠”,为的是“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吴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他将王位让给弟弟季历,逃至吴地,因此成为历代儒家心中“揖让而治天下”的楷模。迟衡山重新确立吴泰伯文化地位的举动,将小说的内容从寻求“科举之制”正式转向寻求“礼乐之制”,标示着文人在功名之外的另一番求索之路。

因要斟酌祭典所行的礼乐,第34回中杜少卿和迟衡山前去拜访庄绍光,由此将叙事视角转到庄绍光身上;而在第36回中,为着寻一个泰伯祠的主祭人,叙事视角由众人的商议转到了虞博士身上。这两处衔接同又不同:身份上,二人都天资聪颖——庄绍光是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虞博士则是父母到文昌帝君面前求来的“真儒”,古文诗词、八股文章都可做得;行为上,二人都践行着儒家的仁爱准则——庄绍光安葬途中所遇的不幸老人,虞博士救下无钱葬父而跳水的农民;选择上,庄绍光拒绝了朝廷的征辟,住在元武湖乐得清闲,虞博士则积极入世,取得了世俗上的科举功名又不失其本心;形式上,庄绍光的故事采取的依然是“外史”的写法,叙写虞博士的故事时却采用了传记的写法,俨然一副“正史”的模式。

庄绍光和虞博士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象征,随着泰伯祠大典的结束,他们逐渐退居到次要人物的位置,其身上所显现的儒士光辉随之黯淡下来。其后郭孝子千里寻亲却不被认可、萧云仙践行礼乐兵农却因公获罪、王玉辉严守礼教却痛失爱女,无一不展现出“科举之制”外的“礼乐之制”同样难逃破灭的命运,一代儒士的追求终是不断下坠,落得一场空。

四、总结

关于《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自然行文,学界多有探讨,笔者在此不再赘言,仅谈谈如此衔接给笔者带来的启示。

“儒林”一词向来出现在严肃的正史条目中,司马迁《史记》中便有《儒林列传》,吴敬梓却自题“外史”,秉持着《史记》的实录精神,决意创作一部有别于甚至有悖于正史的写实性小说。“外史”相对“正史”而言,虽不能列入史书,却能补充史书所缺少的部分,这缺少的部分往往更能具体反映广阔的时代面貌,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味。

正如迈斯基曾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所做出的评价:“这并非单是书籍或小说,乃表现了那时代的一切特色的生活本身。所谓《战争与和平》的主角者,就是‘那个时代本身’的表现……”《儒林外史》亦是这么做的,在它所表现的生活中,在它所叙写的人物中,谁也不是全部生活的主角;可是其中“行列而来”的人物却分摊着作者赋予他们的任务,在自己身上表露了那个时代生活的某一帧镜头;当这些人物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姿态依次轮换时,吴敬梓便成功塑造了一个巨大的主角:“那个时代本身”。

我们的漫漫人生又谈何结构可言?人生无法随个人心意掌控,存在着诸多不可抗力和复杂的制约因素,《儒林外史》所采取的叙事形式正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讲述庞大的时代之下一个个渺小个人的故事,也最真实地呈现出人生在世无可奈何的缺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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