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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战国策》参政女性比较研究

 

2019-06-26


 
        初民学院第十六期本科生科研训练成果展示,学生:张晨艳、梁晓宇,指导教师:张妍。  

摘要:通过对《左传》和《战国策》参政女性的类型比较和综合比较,可以清晰的看出女性在春秋战国政坛上仍占有一席之地,其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外交、军事才能不容小觑。而从女性种种参政行为的背后,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春秋至战国的变迁与延续。

关键词:《左传》  《战国策》  参政女性


《左传》是中国第一本叙述详尽的编年体史书,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该书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女性形象虽不是主要人物,但却常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联。《战国策》是对战国时期策士游说诸侯,国君活动和说辞以及一些历史事实人物的记载,在其中女性在政治事件中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左传》和《战国策》又分属春秋战国时期。本文就以两本书中的参政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参政类型的比较和综合比较反映春秋战国女性的精神风貌、社会地位以及蕴藏在其背后的春秋至战国的社会变迁及延续。

本文将两本书中女性参政类型主要概括为三种类型:参与立储、参与国政、参与军事活动。在三种类型的政治事件中,涉政主体分为贵族女性和平民女性。其中由于贵族女性的优势性地位,能够比平民女性获得更多的参政机会,因而得以占绝大多数比例。

在参与立储(既包括直接拥立为君主之行为,又涵盖立为储君之情况)方面,《左传》中女性均缺乏独立的政治身份,故而在参与立储的政治事件面前倾向于辅助或干涉而很少决策,并常常表现为凭借夫权、子权,拉拢权臣,联结列国等外力援助。两书中《左传》对此的记载较为详细,其参与立储的方式也能够以类相归。《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贵族女性参与立储主要分为维护嫡子嗣位、力推庶子夺位、协助丈夫继位、帮助情人篡位和助推母弟夺位五种类型。在这其中,国君的妾帮助庶子争夺嫡子之位占春秋时期贵族女性参与立嗣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是该时期女性参与立储中最主要的一类,体现出春秋时期礼制松动,妻妾等级秩序已失去了它最初的功效,“以妾为妻”现象普遍,嫡庶之制不再得到严格遵循。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春秋时期的礼制仍是未彻底毁坏,嫡长子继承制仍是传统继承观念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一点在维护嫡子的事例中可得到充分体现。如齐灵公妾仲子阻止齐灵公改立自己宠爱的儿子公子牙而废太子兼嫡子的公子光,晋灵公母亲穆嬴在国君去世、国内大臣各有偏向其他公子而非嫡子晋灵公时据理力争助推自己的儿子成王,她们依据遵循的原则均是嫡长子继承制。

《战国策》对于战国时期贵族女性参与立储的记载较少,主要包括协助养子嗣位和帮助情人篡位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中,女性都居于辅助地位,真正操控局势并促成目的达成的往往是政客商贾。他们或在女性不知情或没有自主决定权利的情况下间接利用女性以达成自身目的。比如李园利用妹妹以及其与春申君所生的儿子夺得楚国天下。他们或察觉到贵族女性的某种需求,投其所好并表明交易态度以促成合作,达到双赢的结果。如吕不韦通过阳泉君并借助异人的楚地服饰,说服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养子,并达成合作助推异人取得王位。表面上华阳夫人对于异人的嗣位取得决定性作用,但背后谋划、布置全局的是转变为当权政治家的商人吕不韦。对比分析,《战国策》中的夺权斗争较之《左传》更为激烈,偷天换日与堂而皇之的刺杀手段也更加常见,这种争斗反映出“君不君,臣不臣”的政治乱象。王位争夺如此,嗣位也不难想见。至战国时嗣位对于对象的嫡庶之分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单纯凭借喜好或宠妃的推荐就可以助推养子嗣位,宗法制失去了其约束力和权威定统的能力。

在参与国政方面,《左传》和《战国策》女性均展现出其卓越的政治见识和眼光,夫人外交更是负有解决国与国之间现实问题的重大使命。《左传》中,卫定公夫人定姜劝阻卫定公不要再次因个人喜恶驱逐在卫国和晋国都有支持势力的孙林父,卫国百姓由是尊崇定姜;而晋文公逃亡时遭曹非礼,独僖负羁之妻劝其夫善待重耳,后晋文公伐曹时,令其军士免僖氏一族以报其德,僖氏妻一言而免一族之祸,作用不可为不大。而《左传》中反映的春秋时期的夫人外交,并不仅仅是一种外交礼仪,而是具有实际内容的。如声姜与其父齐侯交涉使其放归其夫鲁僖公;而历来被人认为是淫乱的文姜在桓公死后多次去到母国齐国这一行为,在清代学者于鬯看来其实是“干国事”,带有辅助年弱的庄公稳定鲁国国政、保持与齐国相对友好关系的外交目的。不仅如此,《左传》所述春秋时期的贵族女性还常赴他国为子求妇、娶妇,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宋荡伯姬来逆妇”,《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冬,祀伯姬来求妇”等等。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国与国联姻有着极强的政治色彩,所以这种求妇、娶妇的活动,也是当时贵女性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战国策》中的女性在三种参政类型中,主要集中在参与国政尤其是外交方面,以太后和后妃为代表的皇族女性中。以齐国赵威后作为典型人物来看,其在接待齐使时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即不仅熟悉齐国国情还关心国计民生,知岁重于王,选拔人才坚持亲贤远佞,展现出了优秀女政治家的风范。又如接受触龙劝谏的赵国执政者赵威后,在援兵与爱子之间的抉择显露出其女性特有的柔情与细腻,展现了女性在参政与决策时的柔情以及政治家从善如流的特质。后妃参与外交者多出于争宠、固宠的动机,如郑袖多次与张仪达成政治交易,比如干涉使臣的扣赦与结交资助张仪。其在参与外交方面是被动的,可以说是被政客的说辞影响以及出于个人利益的防卫心态。除皇族女子之外,其他贵族女子在外交中也起到一定作用。如孟尝君能够容忍其夫人与门客的婚外恋,并将其转化为政治助力因素。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战国时期女性在国政的参与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二是相对被动。

在参与军事行动方面,《左传》和《战国策》中女性展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但只是零星记载,并不具备普适性。其中《左传》中贵族女性参与军事主要是通过帮助当权者决策军事行动,或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来实现。如郑国围卫时,大臣孙林父占卜得出征伐会失去主帅,定姜从实际的战况出发,对卜辞做了更为深刻的分析,要求卫军抓住战争时机主动出击,最终,卫国胜利。又如楚国夫人邓曼劝武王以国家利益为重,“一鼓作气”征伐随国。武王接受了她的建议,虽武王确薨于行,却威震随人,为楚国的霸业奠定了基础。清人马骕在《左传事纬》一书中,称赞有远见卓识的邓曼,曰“趾高而知必败,心荡而知禄尽,楚乃有此奇识人”。战国策中鲜见贵族女性干涉军事活动的记述,但平民女性中却出现了影响军事决策的案例。在齐闵王出走,下落不明时,王孙贾的母亲用母子之情比喻君臣之义,激发了闵王随从王孙贾的忠勇之情,他当即组织民众,最终杀死了作乱齐国的淖齿。该篇通过对平民女性干涉军事活动的描写突显了其价值取向。侧面显示出战国时期正义与忠勇之风尚存。

综观比较两书中的参政女性,可以反映出从春秋到战国参政主体呈现多样化趋向。与《左传》相比,《战国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涉政对象范围的扩大,即涉政对象从贵族女性扩大至平民女性。这种改变一方面由于《战国策》与《左传》文本本身记录的侧重点不同,但另一方面也从侧面也可看出,平民已经有足够的力量能在历史舞台中留下痕迹,说明平民女性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现象的产生事实上是有社会变革的深刻背景的。春秋时至战国,士阶层崛起,列国改革与变法风起云涌,再加上各国开明统治者为了进一步的加强中央集权,开始逐步地削弱了贵族世卿之势力,大都采取了一种不问出身、不重门第的“见功与赏、因能授官”的多元化选官委任制度,以上种种之因素无疑为平民百姓参与政治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政治平台。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时认为秦汉之际为一大变革时期,平民白衣出将入相,一破传统贵族政治。但深究西汉初的这种社会变局其实在战国时已趋向明显。而战国时的女性亦不可避免受到这种社会变革的影响。

而从参政行为来考察,从《左传》到《战国策》其实反映了从春秋尚礼重信到战国重利尚计(计谋)的社会价值取向变迁。《左传》中女性参政尚有为国家利益而考量,为维护宗法制而据理力争,在与他国交往中重视承诺信誉;而至《战国策》,女性参政多是为自身利益所考量,为争宠夺利而善用计谋,尤其平民女性传统礼义观念对其约束力比较弱,富郁功利与实用气息。从涉政方式的被动性也可见一斑。女性春秋战国女性价值取向的变化正是基于时代价值观的变化。顾炎武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春秋至战国虽有变革,但其延续性也是不可忽视的。而考察《左传》和《战国策》,可以发现女性的区域性精神风貌是一以贯之的。如无论是在《左传》还是《战国策》中,齐楚女性参政意识和行为都要强于多于其他列国女性,而这与它们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如楚文化是在东夷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故而楚女如商时一般女子地位高,主祭祀,参政意识强,如东夷部族文化时期一般好利轻礼,不拘于礼法,如周时注重大国意识,受到礼制熏陶。总之,从参政女性来考察春秋战国的变迁与延续是一种新的尝试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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